“文革”期间，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就有了影响全国而规模浩大的、落实“626指示”医务人员下放农村的活动。
     当时曾有不少人顾虑重重，担心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吃不了苦，以种种理由逃避下乡。祝总骧和朱篷第二人对于落实“最高指示”，可谓是雷厉风行，毫不迟疑，抢先报了名。
     单位见这对年轻夫妇积极响应号召，带头下放农村是个典型，便让他们为大伙作个报告，谈谈学习“626指示”的体会。祝总骧和朱篷第在报告中说：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这样想的：一是我们国家国力贫穷，农民群众80％以上普遍缺医少药，应该把医疗技术贡献给农村，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思想还需要改造，要借“626医疗队”之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思想境界进一步得到提高。
     1969年11月1日，祝总骧和朱篷第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平凉地区医院，祝总骧担任普通医生，而朱篷第则分配了妇产科。年轻气盛的祝总骧对这样的分配并不满意，他找医院院长发牢骚说：“你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要求的是要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群众服务!”院长大惑不解地瞅着正在生气的祝总骧，半天才缓过神来。他说：“能够分配到地区级医院算是对你们的照顾了！这里无论从医疗设施来说，还是从规模、工作和生活条件来说都相当不错了，你是不是脑子里缺根弦?怎么不开窍呢?别人闹死闹活地要求领导给分个条件好些的医院，你们可好，整个儿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不要求照顾，压根儿也不会领您这个情，我强烈要求你们把我和妻子分配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公社或村一级的诊所，那里才是我们发挥能力的广阔天地。我们不愿意把毛主席的指示大打折扣！”祝总骧脸红脖子粗地和那位院长理论了一番。院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祝总骧和朱篷第下班后，连晚饭都不愿意去吃，双双来到小河边。正是西北凉意浓浓的晚秋，河畔上的柳树被阵阵秋风吹拂，不时有金黄落叶被吹入河面，飘在水上。他们无言地漫步在河畔上。
    “难道我们就这样接受领导的安排？”朱篷第小声地对祝总骧说。
    “绝对不能接受，我们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祝总骧接过话茬直抒胸臆。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朱篷第不解地问。
    “向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呗！”祝总骧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干就干，夫妻二人席地坐在小河边，从布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纸和笔写了一封请求信，信中强烈表示了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指示，下决心到公社诊所为老百姓服务的愿望。
     信转交上级领导后，起初并未获批准，闹腾了一二个月，才算答应下来。1970年，祝总骧夫妇被分配到平凉地区的白水公社卫生院做了一名普通医生。两个人如愿以偿，高兴地背着小药箱“走马上任”去了。
     他们来到白水公社卫生院后，起初就住在卫生院的小院里，不多久便搬到了一个姓张的农民家中。
     长庆油田成立时，钻井工人特别需要医疗保健服务，指挥部与地方商议组建长庆油田医院，祝总骧和朱篷第被调往了这个医院。工作一段时间，祝总骧又被调到庆阳县卫生局担任了行政干事。祝总骧毕竟不是行医出身，局领导认为祝总骧的专业又不对口，不如回原单位更能发挥他的专长。就这样，祝总骧于1972年经一位朋友的大力推荐，调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976年，河北省廊坊市管道局成立医院，朱篷第被调到了该院妇产科。
     当时这对年轻夫妇，为了各自的事业劳燕分飞，总是聚少别多；纵然北京廊坊相距不远，可那时的交通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只好把殷切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两个孩子，一个安排到了他外婆家里；一个送托儿所，一直到小学都寄养在朱篷第的表妹家里。表妹王润华及表妹夫刘启夫妇是北京西北洼公社辛店大队农民，起初朱篷第还担心对孩子的发展不利，祝总骧可不这么看，他振振有词：“中国的农民最朴实、最善良，把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可以一百个放心，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不会是流氓、无赖。”一下子把朱篷第心存的忧虑打消得无踪无影。就这样朱篷第依依不舍地眼含热泪，把小儿子加贝托付给了表妹，千叮咛、万嘱咐地恳求表妹要悉心照料加贝。每月他们会拿出一些钱给表妹，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祝总骧总是每隔二个星期就去看看新心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