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历史时期，青年祝总骧和朱篷第结为秦晋之好。按照朱篷第概括，她之所和祝总骧组成一个家庭，比一般人家有特色，即科研夫妻、科研家庭、科研人生观。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志趣，使得两人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他们结婚的日子是20世纪的1954年7月4日，据说是美国向全世界宣布为独立的日子。当我们问朱篷第，祝教授什么地方值得你的爱时，这位年近八旬的瘦弱的女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劲儿地冲我们笑，羞涩得脸颊上飞上一抹红晕，似乎我们这个“敏感”的提问让她回归到充满激情浪漫的青年时代。
     “哦！这个问题吧，很简单，我非常敬佩教授的那种对科研工作的刻苦钻研及执著精神，敬佩之余又上升到崇拜的地步……”
     朱篷第向着窗外出神地凝视着远方，去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隧道，把时间定格在那个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
     朱篷第1925年9月出生于山东篷莱，其父亲从南京河海工程学院（今为河海大学）毕业后，先后出任烟台、潍坊汽车公路及胶济铁路土木工程师。她的父亲为纯粹的拥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她幼小的头脑里，就被父亲灌输着这样的家训：“上学要上好学校，要掌握一门专业技术，长大后用精湛的专业技术为国家效力。”由于父亲的职业多为野外作业，朱篷第一直随父亲的工程队辗转各方。1937年，卢构桥事变，造成当时政治局势相当混乱，她就读的青岛市女一中被迫关门，她也因此中途辍学。于是父亲让她到圣功女中（一所天主教办的学校）读书，刚读了半年，山东青岛成为日本敌寇的沦陷区。日本接收了一些要害部门，朱篷第父亲所在的胶济铁路也未有幸免于难。其父有着旧时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决不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工作，毅然辞去胶济铁路技术科长一职，在朋友的引荐下，于1938年来到北平的建设总署担任技政（相对于今天的高级工程师）。
     朱篷第随父亲来到北平后，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和笃志女中（英国一个教会办的学校）。由于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为日本直接管辖的原因，其父特别深恶痛绝，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去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遂让她到笃志女中读高中。不料她快读到高二时，日本又把这所学校查封了，朱篷第又面临着失学的痛苦。她和三个女同学聚到一起商量了一下，一起前往贝满女中找到校长，言及要就读的事情，好在校长很同情，同意她们读书的请求。高中毕业后，朱篷第考上了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前身）理学院，刚上3个月，日本敌寇于1941年12月把这所大学重兵包围起来，朱篷第随着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胆颤心惊地在日本兵明晃晃、锃亮亮的刺刀底下走出校门。她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还回头用愤怒的目光去注视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似乎用充满愤怒和仇恨交织的目光化作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进日本敌寇罪恶的胸膛。
    小日本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1945年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结束了朱篷第颠沛流离的求学艰难的日子。她插班上了北京大学，选择了医学，进而选择了妇产科。毕业后，到协和医院妇产科跟随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实习，并得到了林巧稚的真传。嗣后，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按教学、临床领域，她先后从助教、住院医师干起，由于表现出色晋升为讲师、总住院医师。
     1953年，上级做出了支援兄弟院校的决定，朱篷第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而这时候祝总骧也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理系担任讲师，从事生理教学工作。那时朱篷第对同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年轻讲师祝总骧并不认识，仅仅知道在北医有这么一个人。由于这层关系，常常聚会时和祝总骧有所接触。祝总骧酷爱京剧艺术，是一位典型的京剧“票友”，对中国戏剧了解不少，最喜爱裘盛戎、梅兰芳、余叔岩、杨宝森唱的戏剧曲目。他能够一边唱，一边自己有板有眼地拉京胡伴奏。每次聚会时，朱篷第都如醉如痴地沉浸在祝总骧营造的瑰丽、典雅的戏剧海洋里。就这样，两颗年轻的心在北国冰城走到了一起，任凭刺骨的寒风和满天飞飘的大雪，也飘不走、掩埋不住一个平凡的爱情。平平淡淡才是真。惟有平淡，方能彰显出一种如同北国冰城那玲珑剔透的冰棱，它是那么的纯洁无瑕，它是那么的真挚。
     祝总骧和朱篷第结婚时，没有举办那些繁文缛节似的新婚典礼，两人跑到地处北京西四护国寺大街棉花胡同的结婚登记处。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朱篷第：“你愿意和他结婚吗？”“愿意！”朱篷第脆生生地答了一句；又问祝总骧：“你愿意和她结婚吗？”祝总骧答了一句“愿意”。问罢，工作人员立马给他们每人颁发了一个结婚证书。一对新婚夫妇在思想上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结婚大操大办，既俗不可耐，又费钱费事。不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婚事简办。在祝家的老宅院（东四11条73号）的西厢房里，他们置办了一桌最为简朴的饭菜和水果糖、瓜子，邀请来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朋友、同事，简单地庆贺一下，这就完成新婚典礼了。
     1955年，祝总骧、朱篷第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这给年轻的夫妇带来许多安慰和家庭的温馨。
孩子快满月时，祝总骧给他起名“祝明”，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寓意。既然是科研家庭、科研夫妻，那么他们便期望下一代也要做学问，也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过了7年(即1961年)，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起名为“加贝”。